从货币是国家股权资本的视角看，减持国家发行货币就像企业发行股票。

货币如何进入经济的过程非常重要，后又就同企业如何使用发行股票的融资所得一样。如果利用新发行的货币来为新的投资机会融资，折价转让而且这些投资机会能产生正回报，则有利于对冲现有货币持有者的稀释成本，未必会引发通胀。

基于我们提出的新微观基础，贵州宏观经济学中的最优货币供给问题变成了公司金融中的最优投资问题，贵州由此我们更全面地分析了最优货币供给问题，从中得出了全新的认知，并回答了中国如何在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里通过创造性货币供给解决高速发展的融资问题，实现经济繁荣。这就像一个公司如果面临好的成长机会，力实控发行的新股票可以提升其价值，促使股价上涨，而如果没有好的成长机会，发行新股票就会导致股价下跌。基于新的微观基础，人急货币、银行和中央银行可以完美地融于一体，中央银行学的微观基础得以建立，中央银行学也破茧而出。

有意思的是，套现从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框架来观察，套现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阐述货币理论时，采用的是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框架，而在70年代与哈耶克论战货币发行是否应该由国家垄断时，又跳出了此框架。与传统的货币经济学往往关注货币需求分析而忽视货币供给分析不同，减持本书重点关注货币供给分析。

过去30年，后又合约理论、金融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我们也有幸参与其中。

我们在国际层面也发现了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折价转让即国际金融理论中的国家货币中性论。在金融危机时，贵州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货币增发，并由中央银行作为最后救助人提供的及时救助，那么实体经济必将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

我们构建的这个新的共同微观基础就是货币即国家股权，力实控分析工具为合约理论。在伦敦经济学院，人急我们都曾有幸与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人急默文·金（MervynKing，后来曾任英格兰银行行长）、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MathiasDewatripont，后来曾任比利时中央银行副行长）、奥利弗·哈特（OliverHart，2016年诺奖得主）、马丁·黑尔维格（MartinHellwig）、清泷信宏（NobuhiroKiyotaki）、约翰·穆尔（JohnMoore）、申铉松（Hyun-SongShin）等就货币理论、国际金融和政策实践有过深入的交流、讨论与合作。

考虑到中央银行可以在危机时增发货币作为股权资本，套现本书推演了中央银行在危机时更科学的最后救助人（RescueroftheLastResort,ROLR）救助规则，套现即中央银行在考虑对金融机构提供救助时，不必要求其提供优质抵押品，也不必收取较高利率，而是要求被救机构有较好的公司治理，以利于按合适的价格对这些机构进行股权重组。2022年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Dybvig）因其合作的戴蒙德—迪布维格模型对理解银行危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减持只是这一模型和之后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尚未把货币、减持银行和中央银行融于一体，也无法推导出中央银行的最优救助规则。

(责任编辑：台南县)